移動路途直播中 她與他從日常中看見自己

「從台北車站大廳、觀光景點，到鄰家的公園，垃圾車旁或巷口街頭，移工朋友拿著手機，沉浸在直播世界裡，「移工怎麼都在直播？」這可能是每個台灣民眾都曾好奇的問題，作家江婉琦試圖解答，卻發現在答案裡看見了部分的自己。」

2020年，台灣COVID-19疫情爆發初期，儘管確診人數仍是每日個位數增添，已讓全民人心惶惶，電視、廣播呼籲戴口罩、勤洗手的宣導此起彼落。尚在極度重視防疫隱私時期，一名染疫的印尼籍看護，卻因在隔離病房直播，意外暴露醫院資訊，引發熱議。

「移工怎麼都在直播？」這個每個台灣民眾可能都曾好奇的問題，再次被拋出來。

從台北車站大廳、觀光景點，到鄰家的公園，垃圾車旁或巷口街頭，似乎無時無刻都能看見移工朋友拿著手機，沉浸在自己的直播世界裡。

「當移工直播的時候，他可以說話，表達自己。那一刻才終於不是一枚勞動力，而是個完整的人……」身型嬌小、戴著圓框眼鏡的江婉琦，聲音不大，卻清晰沉穩地分享。

3年前，她撰寫「外勞怎麼都在直播？—在直播的世界裡，還有聲音」一文，成為知名報導網站的2020年點閱冠軍，後來她又花了2年進行田野調查、聆聽近30位來台移工朋友的生命故事，進而推出同名書籍《移工怎麼都在直播？》。

怎麼開始接觸到移工生活圈？婉琦說，或許是感受到同等的寂寞。

人與人如何成為朋友？ 孤單的靈魂會相遇
人與人間是怎麼成為朋友？印尼人深信宿命論，資深印尼看護英塔利曾告訴婉琦：「當我跟某一個人有一樣的宿命，都覺得孤單，我們就會成為朋友」。

高中畢業從台南北上求學，儘管只是島內移動，陌生大都市與同儕之間的競爭關係，讓婉琦找不到歸屬感，在校園也過得不自在。

可是生活還是得過，婉琦開始在臉書搜尋各式活動、試圖填滿空白的日常，因緣際會走進「燦爛時光」東南亞書店，當起長期志工，跟著夥伴們參與無數場在台北車站大廳舉辦的「地板圖書館」，提供不同國籍語言書籍，讓在大廳相聚的移民、移工朋友租借。

坐在地板上圍個圈圈聚在一起，是印尼人與朋友談話、辦活動、開會討論的習慣。台北車站大廳對移工群體來說，是個能放鬆、聚在一起的資訊交流站，也是認識新朋友、聯繫感情場域，還是能分享家鄉料理與心事的空間。

儘管婉琦話不多，但持續和夥伴們一起坐下來、圍成圈，漸漸的，大家都認識這個坐在角落的妹妹的名字，讓她感受到陪伴與溫暖。

但真正燃起婉琦對「直播」的好奇，是某天朋友介紹她一款名為Bigo Live的直播交友平台APP。

Bigo Live在東南亞媲美17直播，在台灣也有設站，不過超過7成用戶都是印尼及越南移工朋友。在無數直播畫面裡，婉琦看到在工廠上大夜班的廠工、在看護空間照顧長者的看護、在漁船睡午覺的漁工。而讓她最難忘的，莫過於半夜12點滑開APP時，一張張毫無構圖可言、沉睡中的臉龐，自在地塞滿整個畫面。

「為什麼連睡覺都要直播？」這個疑問埋在心底多時，恰好遇上一堂採訪寫作課，讓當時念大學的婉琦決定藉機找出答案。

移工直播給誰看？ 家人朋友，還有給自己
移工究竟直播給誰看？一部分，是在印尼的家人。

婉琦說，來台逾10年的印尼看護妮妮，每次直播都會化妝、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她還有一個準則，「辛苦的時候不可以直播」，她想安家人的心，藉由視訊鏡頭告訴他們：「我在台灣過得很好」。

另一部分是在台灣的人們——包含雇主、移工朋友、甚至陌生人。服務一對長輩的看護莎莉，也明確列舉自己直播的原因給婉琦，包含讓雇主知道自己把阿公阿嬤照顧得很好，分享照顧長輩的方法給同鄉，還有告訴親友：「我在忙，看我直播就好了」。

在潛水Bigo Live的日子裡，婉琦發現裡面會出現類似線上遊戲中「公會」的團體，移工社群會在平台裡自組「家族」，並以媽媽、爸爸、兄弟姐妹互稱。成員們會使用相同的頭貼框、暱稱，還會設計家徽，常開團體視訊聊天。

身在異鄉，有很多話難以對在家鄉親人訴說，不想讓他們擔心，有時，不在同處也難以理解彼此經歷的酸甜苦辣。反而在台灣的「家人」會有共鳴，「下工後的休息時間，當他們待在自己的宿舍和床上時，就會想和『家族』親屬聊天，直到睡著也捨不得關掉手機鏡頭」。

婉琦在書中寫出她對「直播」的觀察。

「每週日的台北車站大廳可能是移工直播最密集的地方。在這裡幾乎是5個人中就有2個人在直播。直播內容可以是吃美食的一瞬，也可以是漫漫遊走。」但她點出，「在台北車站的直播，只屬於可以休假的少部分移工，大部分移工的直播，是發生在日常的每個時刻，在各地雇主家的廚房、小公園，和睡前的床」。

在台灣，從事看護、家庭幫傭的社福移工不受《勞動基準法》保障，根據2022年勞動部統計，仍有5成看護工假日不曾休息，雖然背後有「想賺取加班費」、「疫情影響」、「家中無替代照顧人力」等各種因素。

婉琦說，有陣子她每天看大家的直播做筆記，漸漸在每一方螢幕畫面中，感覺到這些人好孤單，「除了運用網路，在雇主家的現實生活裡，能怎麼交朋友呢？」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用手機直播，似乎成為人際溝通和自我抒發的出口。

手機直播對移工來說，是工作生活中的喘息空間，他們能用自己熟悉的語言說說話，就算收看人數是零也無所謂，「在那一刻，他或她終於不是一枚勞動力，而是完整的人，因為在直播的世界裡，還有聲音」，藉由直播的窗口無聲吶喊：「希望有人在意我、看見我、理解我」。

「不過我的朋友們回到印尼家鄉後就很少直播了」，婉琪補充，有些人甚至會關閉臉書，和原本在台灣的朋友鮮少聯繫。

在台印尼社群 看見大時代裡的需求
基於過去參與移工議題及相關團體經驗，婉琦坦言動筆寫報導前，曾陷入自我懷疑：「我會不會也在消費他們？」

尤其轉學就讀民族系後，婉琦在求學過程中得知：「人類學在台灣歷史脈絡裡，是為了解並管理原住民，彷彿是為了殖民、規訓不同的人。如果我去訪談朋友們，是不是也在利益我自己？」內心因而累積了不少疙瘩。

系上老師官大偉卻告訴她：「人類學在每個時代，都是在回應當代的需求，日本時代需要殖民，得認識陌生島嶼上有哪些人，但現在的時代有不一樣的需求」。老師的解釋讓她放寬心，「去訪問看看，才會知道這個時代的需求是什麼」。

推開這一扇門後才知道，原來移工在台生活圈其實也很豐富。

有平時各自線上練習的傳統舞社團，團員每個月會從全台各處聚集在台北1次，實體練習前，總會迫不及待分享親自料理的家鄉菜；有民間台語歌高手看護，自備各式KTV機台系統歌單與拿手曲歌詞，唱到阿伯阿姨自願幫她投幣點歌。

還有在發財車上放著熱鬧印尼音樂、參加東港迎王平安祭典的漁工鼓隊，打著異於傳統廟會節奏的大鼓，在遶境行列特別搶眼；熱衷改裝電動車的廠工們，則自組車隊設計LOGO、加入烤漆雕刻花紋，車子炫到被騎重機的台灣青年攔下來問：「我可不可以騎看看？」

就算只是每天倒垃圾的前15分鐘，或推著照顧的長者在公園運動、曬太陽時，他們也能在有限時間與空間裡，各自組成「垃圾車朋友」、「公園朋友」社群互助與支持。「我問桃園的廠工朋友，為什麼喜歡改車？為什麼有這麼多興趣？對方直爽回應，『因為這邊的生活滿無聊的』，我想一想，確實，真的會無聊嘛！」婉琦同感地笑了。

後來書籍出版後，婉琦聽說，一個生活圈較封閉的印尼新住民大吃一驚，不知道原來在台灣有這麼多印尼社群、甚至有印尼空中大學的學習管道，彷彿也打開了一扇讓她向外探索的窗。

從光譜兩端回歸日常 普通生活的你我他
主流媒體關注的移工故事，不是極好的「勵志動人」，就是極壞的「可憐坎坷」，總在光譜兩端，但婉琦筆下的她與他，卻是再平凡不過的人們。她發覺自己之所以對移工的日常感興趣，「可能因為我的生活也就是這樣，我也是個普通人」，婉琦靦腆地說，「所謂的議題，其實也就是一群人的煩惱，我感興趣的也就是普通的事啊」。

婉琦分享，她認識一位叫達莉的印尼看護，在台灣照顧過3任雇主阿嬤。靠著《戲說台灣》和八點檔，達莉的台語比國語還「輾轉（台語流利的意思）」，和最後一位雇主感情特別好。

阿嬤很喜歡帶達莉一起到活動中心跳土風舞，遇到鄰長伯母不願意外國人加入時，阿嬤還會替她跟對方吵架。後來阿嬤癌症末期沒體力，達莉還是會帶她出門，讓阿嬤在一旁看自己跳舞同樂，也陪她到生命最後一刻。現在達莉回到印尼後，依舊很喜歡「鳳梨苦瓜雞」，那是她和阿嬤每週都要吃的料理之一。

還有另外兩位從小看台版《流星花園》長大的印尼「杉菜」蒂蒂和伊達。婉琦回憶，蒂蒂告訴自己，《流星花園》是她學會的第一句中文，甚至把這4個字刻在房間門片上。會選擇來台工作，也是因為「對台灣有感覺」，幻想有天能在路上巧遇劇中演員言承旭或朱孝天。

只是伊達來台第一份工作就抽到「金馬獎」，被安排到離島馬祖的民宿，得4點起床煮早餐給民宿客人吃，獨自洗衣、清掃、曬床單，晚上9點才下班。在這裡沒有「道明寺」等她，只有大頭兵在街上踏步行經民宿時，把口號「一二、一二」，改成「伊達早、伊達早」。

日復一日吹著海風，當伊達終於稍微適應冬天得穿6件衣服的馬祖時，附近工作的印尼姊姊告訴她，「言承旭來馬祖拍電影了」。一天下班，伊達在海邊散步時，看到了言承旭在遠方跑步，她沒有靠近，只是遠遠地看著就已滿足。婉琦說，往後伊達每逢台灣朋友，總是喜歡提起這段美麗的馬祖插曲。

「我的日常也是這樣普普通通的感受，看到可愛的事笑一下，隔天可能就會忘記，得去煩惱新的事情」，婉琦甜甜的笑著。

為什麼貼標籤？就是觀察不徹底
小時候，婉琦曾覺得移工「危險」，後來覺得他們「可憐」，到台北生活後，當朋友們帶著她去台灣各地移工的家裡，手把手帶著她做田野調查，她才發現，原來「可憐」只是一種標籤，「身而為人，本來就有很多種樣子」。

有天婉綺突發奇想，跑去廟裡問神明：「人為什麼會在另一個人身上貼標籤？」神明爺爺透過乩身告訴她：「那個就是觀察不徹底。因為你在哪個階層，就只觀察到哪個角度。而你只觀察到這一批生活上有缺點的，也只是團體的小部分而已。」

這幾年，婉綺走進移工的日常裡，觀察那些普通、簡單的生活時，偶爾也會瞥見自己的身影。就像英塔利告訴她，自己打電話給兒女時，對方總會說：「我在忙，在搭車，等等打給你」，然後電話再也沒響起，婉琦當下懊惱的在心底直呼：「啊，那是我」、「我就是那個沒有回電給媽媽的女兒」。回歸個人與生活，其實我們跟移工根本沒有差異。

長期耕耘移工、勞動領域的作家顧玉玲講過一段話，讓婉琦難忘。顧玉玲說，同理心其實是一個幌子，她真正相信的是好奇心，「大家都可以說自己有同理心，但人們的生活還是兩條平行線，但如果擁有好奇心，平行線就會有交會的可能」。

確實，要深入觀察的契機，就是「好奇」。

婉琦常在移工表演場域或演講時遇見一些長輩，看似政治不正確、帶有偏見地說：「那些外勞為什麼不去上班，在這邊跳舞？」但當她再繼續和他們談話下去，會發現，他們是真誠的對這群移工朋友感到好奇，追問著：「所以他們的服裝是哪裡來的？這是什麼舞？」

出書後，今年婉琦回家過年時，也發現不善直接表達關心的爸爸，除了政論節目外，竟開始看以新住民為主題的連續劇《飄洋過海來愛你》，還靦腆用台語對女兒說：「這個真趣味，是在說越南外配的生活，什麼時候會再重播？」

她本來也認為，使用「移工」、「新住民」形容來台的外籍勞動者和配偶，會比「外勞」、「外配」更有禮貌。

不過婉琦最近改觀了，「語言是為了溝通、名詞總是中性的，重要的是說話的時候，心裡面想的是什麼。如果是帶著善意，這樣就可以了」，期待每顆好奇心，把平行世界的人們溫柔地拉在一起。

（文：葉冠吟／攝影：裴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