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30 後全球永續投資新秩序與台灣策略

第30屆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COP30）在巴西貝倫（Belém）落幕，這場被譽為「亞馬遜峰會」的會議，原本承載著將《巴黎協定》從承諾轉化為行動的厚望，最終卻未能就「逐步淘汰化石燃料」（Fossil Fuel Phase-out）達成具法律約束力的全球共識。

這一結果標誌著全球氣候行動從「大一統的多邊主義」正式轉向「碎片化的實用主義」。此刻的台灣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策略焦慮與機遇。

過去十年，全球慣於追隨歐盟腳步，將其ESG與永續金融規範奉為圭臬；然而，COP30 後的世界告訴我們，標準正在分歧，資本正在重組。

全球永續投資聯盟（GSIA）於 COP30 期間公布的《2024 全球永續投資評論》（Global Sustainable Investment Review 2024）正好呼應此一趨勢，報告顯示全球採用責任與永續投資方法（R&SI Approaches）的基金資產價值為 16.7 兆美元，反映全球衡量永續投資方法論的根本性典範轉移—從依賴問卷調查的自我聲明，轉向基於監管揭露的法律數據。

此一轉變顯示「揭露與實踐脫節」（Disclosure and Practice Disconnect），也表示有近半數由資產所有者直接管理或透過分離式委託管理的資本，仍處於監管範疇之外。

COP30 的結束，不僅僅是一次氣候會議的閉幕，它象徵著一個時代的終結。自 2015 年《巴黎協定》簽署以來，全球氣候治理建立在一種「線性進步」的假設之上：各國將逐步提高減排目標（NDC），最終匯聚於 1.5°C 的路徑。然而，貝倫峰會的結果無情地粉碎了這一幻象。

巴西作為主辦國，成功地將全球目光聚焦於熱帶雨林的保護，並促成了多項以自然為本的解決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融資機制。然而，在談判桌上以沙烏地阿拉伯為首的石油輸出國集團，利用程序手段成功阻擋了任何關於「逐步淘汰」的具體時間表寫入最終文本。

這對於投資者而言，是一個危險的信號。GSIA 的報告中提到的「政策制定者之投資困境」（Policymaker Investment Dilemma）在此刻被放大 。全球數兆美元的私人資本已透過「格拉斯哥淨零金融聯盟」（GFANZ）承諾了 2050 淨零目標，這些承諾是建立在政府將會透過政策（如碳稅、禁令）來強制淘汰化石燃料的假設之上。

當 COP30與各排碳大國未能兌現這一政策預期，私人資本便陷入了進退維谷的境地：繼續投資綠色資產可能面臨短期投報率的壓力，而回頭投資化石燃料則面臨長期的轉型風險（Transition Risk）。arrow_forward_ios閱讀文章Pause

COP30 的另一個顯著特徵是「多邊主義」的退潮與「小多邊主義」（Minilateralism）的興起。當聯合國的共識機制（需 198 個締約方一致同意）陷入癱瘓時，具備相同意志的國家開始自行結盟。例如，歐盟與哥倫比亞等國試圖在聯合國框架外推動「化石燃料路線圖」，但遭受美國與石油國家的抵制。

站在台灣的視角，這種碎片化比單一的嚴格標準更為棘手。台灣作為一個依賴出口的經濟體，企業同時身處多條供應鏈中。例如:歐盟《永續金融資訊揭露規範》(EU SFDR) 第 9 條要求供應鏈必須符合「深綠」標準。而在美國國內，反 ESG 與反 DEI（多元、公平、共融）運動已上升至聯邦行政命令層級。

川普簽署命令終止政府內部的 DEI 計畫，並指示司法部調查私部門的「非法」DEI 行為 。這導致寒蟬效應（Chilling Effect），美國資產管理公司（如 BlackRock, Vanguard）面臨法律訴訟與共和黨州政府的撤資威脅，迫使它們淡化氣候承諾或退出淨零聯盟（如 NZAM），這種現象被稱為 「綠色噤聲」（Greenhushing），以致許多資產管理者即使在投資策略中考量了氣候風險，也不願公開宣稱自己是 ESG 基金，以免招致共和黨州政府的抵制或訴訟，這使數據更加失真，也對台灣等亞洲投資者構成警訊：在美國市場提及 ESG 可能招致政治風險，但在歐洲市場不提及 ESG 則面臨合規風險。台灣企業將面臨「雙重合規」的困境，不能再天真地以為只要做到「最嚴格」就能行遍天下，更不能消極被動無所作為，未來的策略必須更具彈性與針對性。

數據背後的意義往往比數據本身更重要。GSIA最新調查報告指出，全球永續資產規模從2020的35.3兆美元，2022調查降為30.3兆元，乃至此次調查減少至 16.7 兆美元的變化，並非代表永續投資市場真的在「萎縮」，而是反映市場成熟化與監管趨嚴的過程與數據品質的提升。它剔除了無法驗證的灰色地帶，但也暴露了全球半數資本（資產所有者與全權委託）仍缺乏透明度的風險。並非代表資本不愛地球，而是代表終於要開始誠實地面對「什麼是永續」。

過去十年，永續投資數據的增長很大程度上是由寬鬆的定義堆砌而成。只要資產管理者在問卷中勾選「我們在投資決策中參考了 ESG 因素」（即所謂的 ESG Integration），其管理的全部資產就會被計入永續投資，以致產生數據通膨。這次的GSIA 採取了革命性的舉措，放棄了依賴各國協會的「問卷調查」（Survey），轉而與晨星（Morningstar）合作，直接抓取「法律基金文件」（Legal Fund Disclosures）中的數據，係為從「主觀宣稱」到「法律契約」的轉變。

這一方法論的改變，代表了全球永續投資市場從「自我宣稱的爆發性成長」轉向「監管驅動的數據校正」的關鍵轉折點，顯示永續投資產業的「去泡沫化」過程。亦即數據真實性提升，從依賴寬鬆的自我定義，轉向嚴格的法律揭露。此種市場規模「縮水」是成熟的表現，2022 年美國數據的腰斬和 2024 年全球總數的取消，並非市場衰退，而是定義的精確化（Calibration）。焦點也轉向實質影響，不再單純追求資產規模（AUM）的增長，而是關注「揭露」是否名符其實，以及政策環境是否能支撐資本進行實體經濟的轉型。

對於台灣的金融業者而言，這是一個警訊。未來的 ESG 揭露將不再是「越多越好」，而是「越準越好」。過度承諾而無法兌現的風險（法律訴訟、商譽受損）將遠大於不做承諾的風險。GSIA 報告清晰地描繪了三大地區的監管重點：

(一)歐盟（要求強制揭露與雙重重大性） 歐盟採取了全球最嚴格且全面的監管路徑，旨在透過法規重塑資本流向，截至 2024 年，已有 81% 的歐洲基金資產進行了相關揭露，但過於複雜的法規也引發簡化規則的呼聲。其核心策略為建立強制性的分類與揭露框架，核心法規為《永續金融揭露規範》（SFDR）與《歐盟分類法》（EU Taxonomy）。

其關鍵特徵包括：1.雙重重大性 (Double Materiality)，同時關注環境對企業財務的風險，也強制要求企業揭露其營運對環境與社會的衝擊。2.防漂綠 (Anti-Greenwashing)：嚴格的規範導致市場經歷了調整期。例如，許多基金為了避免法律風險，將自己從最高標準的「第9條」（Article 9，具永續投資目標）降級為「第8條」（Article 8，具ESG特徵）。

(二)美國（財務重大性與反 ESG 政治化） 美國的路徑出現了明顯的政策逆轉，監管重點回歸到傳統的財務風險管理，並受到強烈的政治干擾。其核心策略強調「財務重大性」，即 ESG 因素僅在影響投資報酬時才需考慮，並倚重市場激勵機制（如《通膨削減法案》IRA 的補貼）。

其關鍵特徵包含：1. 監管倒退：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於 2024 年縮減氣候揭露規則的適用範圍，並面臨法律挑戰；此外，SEC 撤回原本針對 ESG 基金揭露的提案。

2.反 ESG 浪潮：許多州發起反 ESG 的行政行動與訴訟，導致資產管理公司在用詞上變得極為謹慎，甚至避免使用 ESG 一詞，轉而強調「長期價值」或「能源安全」。

3. 數據斷層：由於缺乏統一的強制揭露標準，加上 美國永續投資論壇(USSIF)修改方法論以剔除不明確的 ESG 整合資產，以致美國永續投資資產規模的數據出現劇烈修正。

(三)亞太地區（轉型金融與務實主義） 亞太國家（特別是日本與東協）採取了更具彈性的策略，重點在於協助高碳排產業進行「有序轉型」，而非單純的資產排除。核心策略在發展「轉型金融」（Transition Finance）與多層次的分類標準，承認從高碳到低碳的過渡階段。

其關鍵特徵包括:第一、日本的 GX 戰略：日本推出了「綠色轉型」（GX）政策，並制定專法發行全球首檔主權氣候轉型債券，旨在為鋼鐵、化工等難減排產業提供脫碳資金。日本金融廳（FSA）也發布了與國際標準接軌的揭露準則，也保留對轉型活動的支持。在「純綠」資產供給有限的情況下，亞洲國家開始在金融工具上進行大膽的創新，試圖為「棕色」資產的轉型尋找出路。

日本的案例，為台灣提供了極具參考價值的藍圖。日本政府推出的「綠色轉型」（Green Transformation, GX）計畫，是目前全球最具企圖心的主權氣候金融實驗之一。日本規畫從2024年開始在未來十年發行 20 兆日圓（約 1,300 億美元）的 GX 經濟轉型債券。這筆資金將作為「種子基金」，透過風險分擔機制，帶動民間 150 兆日圓的轉型投資。其償債來源的設計不用一般的稅收，而是將未來的「碳定價收入」進行證券化。

2028 年起對化石燃料進口商徵收碳附加費（Carbon Surcharge），到2033 年起則對發電業者實施有償的碳排放交易（ETS Auction）。其次是新加坡和東協的永續活動分類系統（ASEAN Taxonomy），採用了「紅、琥珀、綠」的分類系統，其中「琥珀色」協助正在轉型但尚未完全綠色的活動獲得融資，這符合亞洲依賴化石燃料的經濟現狀。

最後是供應鏈驅動：在台灣、韓國與中國，監管壓力很大程度上來自國際供應鏈的要求（如歐盟 CBAM）以及對接國際準則（如 ISSB）的需求。

COP30 之後的世界，少了一份理想主義的激情，多了一份現實主義的冷酷。全球永續金融正在經歷一場「去偽存真」的洗禮。台灣擁有充沛的資金（超額儲蓄），擁有完整的產業鏈，但在綠色與轉型的資本配置上，也面臨著巨大挑戰。推動綠色與轉型金融，不應僅靠「口號與承諾」，必須搭配嚴謹的透明揭露與追蹤制度，包括資產與負債組合的氣候風險披露、減碳進度追蹤、第三方審查機制。

綜上分析，台灣處於這些分歧力量的交匯點：既要滿足歐盟等國際規範與上游供應鏈的嚴格要求，又要應對類似日本的能源轉型挑戰，同時在資本市場上需與美國保持連動。台灣的最佳策略是「標準向上對接歐盟（確保合規與貿易），路徑參考日本（確保產業轉型生存），市場緊盯美國（確保資本與技術）」。

台灣應兼顧淨零碳的「綠色金融」具包容性的減碳「轉型金融」，加強對高碳、高污染產業的真正轉型支持，而非僅將資金往低污染、低風險產業傾斜；並且善用 AI 解決企業的碳數據治理，我們就能在這個碎片化的新秩序中，從容應對國際供應鏈的壓力，在全球永續資本重組過程中，從被動接軌者，轉變為具備策略能見度的參與者，在全球永續金融版圖中佔有一席之地。

(文/臺北大學商學院院長黃啟瑞、圖/臺北大學商學院)